民营经济1998-2007年：风暴中心的产权战争

日期：2008-01-10    来源：《新财经》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1998年里只有洪水。其实，1998年还是朱钢基就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之年。尽管朱钢基在国企改革上表现出来的强硬作风使其毁誉参半，但伴随着“国退民进”、“抓大放小”政策的深入贯彻，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私有化浪潮开始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涉难题无数，最难莫过于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承包搞活、再到厂长经理负责制，很多时候好像国有企业都搞活了，可事后证明那不过是一次次的回光返照。全民所有必须依靠以管理层为核心的代理人来实现，真正的出资人永远处在失位的状态。权、责、利无法有效统一的体制是存在天然缺陷的。

　　产权大转移的裂隙

　　1998年，国有企业的亏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多数行业全行业亏损，石油和纺织行业尤为严重。直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才初步完成。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则开始采取“国退民进、抓大放小”政策，能卖的卖，能转的转。但由于缺乏定价标准，再加上操作过程中的不透明，国有资产贱卖、职工利益被出卖的现象屡有发生。

　　现任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家国有企业评估总资产为3亿元，负债率80%，净资产为6000万元，职工500人；改制时，企业按平均每人3万元的标准支付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共需1500万元；扣除资产损失、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社保费用、内退人员费用合计2500万元，所余2000万元才是拟出售的企业国有资产。购买者只要支付国有净资产的价值——2000万元，就可以取得总资产3亿元的国有企业所有权。

　　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当时一些民营企业主接手国有资产的价格相当低廉。到了今天，企业股份转让已经不再以净资产作基准了，通常要支付净资产数倍的溢价。即使如此，行政干预、暗箱操作、把公司做亏再低价购入等非法手段，几乎在每一桩国资出售中都存在。这是不少今天的民营企业家都不愿提及的资本原罪。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主如天外飞仙般突然出现在胡润的百富榜，又迅如流星般快速陨落。

　　艰难的产权之战

　　在公变私饱受争议的情况下，联想的产权改革顺利进行，又一次展现了掌舵者柳传志的企业家智慧。2001年，联想作为股份制改造试点，由财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牵头进行。联想终于把七年前获得的35%股份分红权，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股本拥有权。员工持股会用七年来一直没有动的分红，以净资产打七折后4亿~5亿元的价格买下了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企业领袖在股权结构中追求个人控股不同，柳传志和其他核心人员在职工持股会中享有35%权益，相当于间接持有联想12.25%股权。虽然中科院持有65%的控股权，但它并不干涉联想的具体经营，在董事会中也只有1名代表，柳传志在经营上拥有联想的绝对控制权。

　　联想产权变革的实质是管理层收购，尽管只涉及少数股份。后来海尔、美的、TCL和科龙等当时差不多与联想齐名的企业，也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围绕管理层收购的改制。但它们对联想的仿效之举遭到全国上下的口诛笔伐。2004年爆发的郎顾(郎咸平与顾雏军)之争，更是把这场争论引入风暴的中心。

　　经济学家郎咸平质疑TCL的管理层收购，就是怎么让管理层在产权改革的烟幕下，“合法”取得其他人取得不了的国有资产。与联想用现金购买股份不同，TCL管理层收购伴随着国有股稀释的过程。惠州市政府先把TCL的所有资产划归政府，然后与李东生签订放权经营协议，如果TCL净资产回报率超过10%的最底线，多出的净资产就照既定比例奖励给管理层。

　　2000年，以何享健为首的管理层和工会成立的美托投资接手顺德区政府在美的控股中的国有股份，购买价格差不多是美的当年每股净资产4.07元打七折。美托投资收购所用的现金，全都是通过股票质押获得的银行贷款，管理层个人通过美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则应先支付10%的现金，其余部分用红利分期付清。这是一个十分优厚的付款条件。

　　曾经在中国家电业显赫十余年的科龙，1984年由潘宁创办，顺德区容桂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所以，科龙成了集体企业。潘宁最终成为这一产权归属的牺牲品，1998年科龙极盛之时，潘宁被容桂镇政府扫地出门。2002年，科龙经营每况愈下，容桂镇政府把控股权让度给顾雏军的格林柯尔。这次私有化改革，最终把科龙送上了不归路。

　　产业大佬的产权之痛

　　在中国企业史上，张瑞敏被公认为是与柳传志齐名的领袖级别的中国企业家。但直到现在，海尔还停留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产权归属争论中，整体改制还没有真正开始。管理层收购之路走不通，张瑞敏在海尔之外成立了海尔投资，控制长江证券等金融资产。也许，只有张瑞敏自己才明了海尔内部关联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

　　像张瑞敏一样为产权归属挖苦心思的还有宗庆后。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同床异梦的口水官司贯穿了2007年全年，源头在于娃哈哈改制。二十年前，宗庆后承包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营销部之后，就与国有经济扯上了关系。1996年，娃哈哈已经如日中天，在不缺钱、品牌和技术的情况下，与达能和百富勤合资建设5个工厂，新建的工厂以宗庆后的个人名义与外方合资。2001年，杭州上城区将娃哈哈控股权转让给宗庆后及企业员工，娃哈哈摘掉了“红帽子”，实现了从国有到民营的质变。也许连宗庆后都没有想到，为改制引入的达能，却在日后与自己争夺起了资产归属。

　　传统行业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为陷入资产归属而争吵不休，IT和互联网行业的产权却清晰得像一面镜子。新兴行业市场化程度高，规则透明，丁磊、张朝阳、马化腾、李彦宏、陈天桥和马云等互联网新贵，除去风险投资的少数股权以外，剩余大部分股份都归自己和创业团队。他们的创富故事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阶层。

　　在中国民企、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产权改革史上，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全流通实现同股同权，以往按所有制为标准的产权归属将从此淡出既往的思维框架，民企也将以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面目示人。优势资源将进一步向优质民企集中，它们面前的障碍越来越少，只要支付得起价格，就可以获得资产权利。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首吃螃蟹的梁稳根，已经连续举牌沈阳机床和常林股份，虽没有获得控制权，但已经证明了在二级市场买进国有企业股份、并最终得到资产控制权的路径是可行的。

　　资本市场除了充当股份集中交易平台外，还有资产定价功能。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竞价，市场将为优质资产支付足够高的溢价，公有资产再次变现的时候，以往的暗箱操作和贱卖现象将大为减少。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刘坚表示，回顾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未来三十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

　　毋庸置疑，新经济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将构筑未来三十年中国商业史的脊梁。